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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磅| 中国经济到底是如何走入低迷的
发布日期: 2016-11-14    阅读次数: 609

一个刚刚增长了20多年的新经济体,本不该这么快就进入衰退期的。

本文素材来源:凤凰财知道 ID:icaizhidao 信托圈经授权综合编辑整理发布。

李炜光,是天津财经大学财政学科首席教授,长期从事中国古代名臣研究,曾在央视《百家讲坛》主讲《正说包公》系列。

今年上半年起,他和冯兴元教授带领一个课题组,先后赴贵阳、武汉、杭州、大连等四个城市进行民营企业税费负担社会调查。期间召开了十几场研讨会,与100多位企业家座谈,填写和收回了数百份调查问卷,获得了一些基本数据。

利润率不到10%,税负30-40%,这种死亡税率是当前经济持续低迷的真实原因之一。

我国企业的实际税费负担率是多少呢?应该在接近40%的水平上。因为我国的宏观税负接近40%,按大口径计算或超过40%,而我国税收有90%是由企业交纳的,个人交纳部分不足10%。又由于占总额51.43%的税收是由民营企业交纳的,换句话说,民企纳税一点不比国企少。

说我国民企税费负担率接近40%,并非是不靠谱。

40%,或30%的税负对企业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死亡,或可以叫“死亡税率”。

因为在我国,除新兴行业以及金融等领域外,大部分企业的利润率都不到10%。

30%-40%的税费负担足可以导致大多数东部沿海加工业企业处于困境之中,甚至亏损倒闭。

其实这也是我国当前经济持续低迷的真实原因之一。

只是经济学家们很少涉及这个问题。

在天则所中国企业家研究中心举办的“中国民营企业税负问题研究”课题成果发布会上,李炜光对上述信息进行了公开披露。

此外,课题组调查还发现:

企业家选择频次最多的两种最不合理的税分别是——企业所得税和与房产相关的税。

企业家认为税收负担很重和较重的比例很高,达到87%——这反映出我国总体税负水平可能已经严重拖累了企业经营。

李炜光教授在近日结束的大梅沙创新论坛上还展示了一张图,用来说明1978年到2015年37年间中国税收政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数据表明,中国宏观税负与经济增长之间呈负相关关系,而且政府支出的持续膨胀也具有挤出效应,说明我国政府长期实行的是与经济增长不大相合的重税主义政策。

上述图片来源:新浪微博@哲学汉子

上述图片显示的关键内容:

1、我们应该算一笔账,看未来若干年内我国究竟能创造出多少GDP,这些物质财富究竟能供养一个多大的政府,据此制定与我国未来30年发展相宜的税收组合。

2、政府收支活动不利于长期增长。

3、我国企业总税率高于世界主要国家。

李炜光教授的学生跟他争,说政府支出膨胀也有挤入效应,但是挤出效应和挤入效应哪个更大?

李炜光认为还是挤出效应。

我国长期实行重税主义的后果,就是经济动力和活力的下降。

种下重税主义的因,就等着收经济下跌的果。

中国传统社会就是这么个规律,天下本就没有什么新鲜事。

一个刚刚增长了20多年的新经济体,本不该这么快就进入衰退期的。

试想,如果把我国的宏观税负水平降到国际平均水平线上,将会释放出多大的企业活力和经济供给能力呢?

这不就是“供给侧改革”的要旨所在吗?

对中国税制的未来走向,李炜光教授有以下几点看法:

1、未来一个时段内,房地产税、个人所得税以至遗产税等直接税改革将明显加快,并且将成为继反腐(规制政党)之后规制民间的一个主要手段,民营企业家和居民家庭将不同程度地受到影响(“10年未交个人所得税”、无税实现代际财富转移、存量财产无税等都不再可能)

2、自资源税开始,中央的部分治税权将“下放”给地方(地方政府或地方人大,仍有争议),这样做有利于地方建构支配权归属于己的主体税种(房产税、遗产税等税的设计和运作),有利于依民主和法治的理念建构现代国家内部地方政府和地方代议机构的权力配置关系,有利于推进迟滞已久的政治体制改革和分税制改革,有利于促进我国地方人大财政预算职能的进一步完善(这本来就应该是地方人大最重要的职责所在)以及国民预算参与机制的自发形成。这只是一种可能性,目前体制还不存在这样的空间,或者说空间很小,这明显限制了我国向现代民主法治国家的转型。这种转型契机在经济发展积累到一定程度必然出现。

3、税负调查很容易把我们的眼界限制在税负的轻重问题上,其实这不是调查的全部目的,而是应该是透过税负轻重看到更深层次的问题。

税收协商很重要,特别是在社会分殊化之后,比如个人所得税目前的超额累进分级,就特不利于中产阶级的形成。在我国,一直只有个很不稳定的中等收入者阶层,而且分化非常严重。税收政策应该有利于中产阶级的形成,在中产阶级的基础上才会产生福利国家问题。

现在就有人说中国坚决不走福利国家的路,可是没有中产哪儿来的福利国家?实际上是个伪问题。

如果有一个中产阶级的代表在人民代表大会中说话,就可能不会取消个人所得税九级超额累进税率表中的15%的税率级次,使得中等收入者的税负从几百元一下就跳到几千元。

在我们国家,富的太富,穷的太穷,中间夹着个不稳定的中等收入者群体,这样的社会就不会很稳定,然后只好支付高额成本去维稳,最后影响社会的正常发展。

话说回来,说税收负担轻重并不是最重要的问题,不是说它不重要,而是非常重要,减税的核心问题是“难”,建立一个持久的轻税机制更是难上加难。

4、中国历史上发生过许多次财政改革运动(变法),这些变法总体上有两个特征:一是“变法不变政”;二是“挹地方而注中央”,这也是中国传统社会财政体制运作的一个未曾改变过的规律。

变法不变政,使改革不能彻底,即使旧体制弊端已十分严重,依然可以到充分资源的培植;

而挹地方注中央,则使得地方资源枯竭,势必演变成挹百姓而注政府,民生难以为继,王朝因此而颠覆。

在现代社会虽不至如此严重,但每当中央财政困窘的时候,财权、财力仍以各种名义集中于中央,导致地方财政出现巨大缺口,尾大不掉的“土地财政”就是这么来的,这样的体制安排最后必然走向重税主义,导致企业税负加重,最后影响经济增长的支撑力。

所以李炜光教授认为:

中国在建构“现代财政”体制的进程中,若想跳出历史周期率的影响——

唯有实质性推进改革

唯有接受分权思维

唯有承诺从此不再与民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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